伴随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快速增长，外资结构上也得到了持续优化，其中高技术产业使用外资表现尤为突出，吸引欧洲高端制造企业落户我国中西部的条件逐渐成熟。

文/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戚悦、李梓源

　　近期欧洲能源危机让许多欧洲企业“焦头烂额”。9月2日俄罗斯宣布无限期关闭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北溪1号”管道，9月30日北溪管道发生严重泄露事件，高昂的天然气价格将让欧洲的高端产业如同被判死刑，北溪线被炸也从根本上打击到了欧洲的产业资本，特别是在欧洲高端产业，受煤炭、石油、天然气成本和高通胀影响，面临停产、外迁的严峻挑战。

　　一、 欧洲企业外迁，大项目纷纷落户我国

　　能源价格的飙升使大量欧洲高耗能商品和原料不得不依靠进口，今年欧洲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尤其是能源贸易逆差同比增长近两倍。作为欧洲经济引擎的德国更是出现了30多年来的首次逆差，二季度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同比增长245%，占到了二季度德国整体贸易差额变动的44%。“进口替代”只能是权宜之策，企业长时间停工减产势必会增加“脱链”风险，因此企业只能选择将生产转移到能源成本较低、承接能力较好、盈利能力较强的地区。

　　(一)欧洲制造业特别是高耗能产业受到能源成本冲击，已展现出产业外迁的意愿与趋势

　　数据显示，截至9月，欧洲天然气价格同比增长约550%，仅在9月2日至5日三天内又上涨了35%，而电价更是史无前例飙升近10倍。高额的能源价格使全球最大的合成氨生产商CF化肥公司、欧洲最大钢厂安塞乐米塔尔、世界最大锌冶炼企业Nyrstar等多家企业选择关闭部分生产工厂。近期，40位欧洲有色金属企业CEO向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写联名信，指出如果能源价格继续恶化，欧洲产业将全面迁出，欧洲可能永久失去工业化能力。9月6日，欧洲造纸工业联合会联合其他12家行业协会向冯德莱恩写联名信，希望电价与天然气价格脱钩，否则将有更多工厂停产。在“成本倒挂”的市场环境下，这些企业不得不选择将生产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区域以维持企业生存和产业链地位。

　　(二)历次全球产业转移多以中低端产业为主，本次欧洲产业转移技术含量更高

　　历史上数次产业转移浪潮中，欧美日韩等国转移的多为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产业。最近一次，是全球制造业向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转移，也造就了我们“世界工厂”的称号。本次欧洲产业转移直接原因是能源价格飙升，因此受影响较大产业也主要是能源密集型产业，具体来看主要有四大类产业：一是维生素、三聚氰胺、蛋氨酸、醋酸酯等有机化工，二是蓄电池、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等电气设备，三是阀门轴承、发动机、机床等机械设备，四是汽车及其零部件。由此可以看出，与历次转移的多为中低端产业不同，本次欧洲转移的产业技术密集度更高，例如今年9月默克宣布其在华首个OLED材料生产基地在上海正式落成并投入运营，其中“默克电子科技中国中心”被其称为“全球范围首个最具综合性并重点关注半导体和显示领域材料创新”的中心。

　　(三)中国成为欧洲产业转移的热门目的地之一

　　尽管以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为代表的欧洲政界人士屡次表示出“摆脱对中国经济依赖”，试图推动中德甚至中欧脱钩。但在能源危机的压力下，欧洲企业似乎并不愿意为此买单。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1-8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20%，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3.6%，是同期中国整体吸收外资增速的两倍有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高技术制造业，增长43.1%。

　　从区域分布看，近期FDI集中在我国中西部地区，截至8月，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同比增长约43%，中部、东部分别为28%、14%，区域特性明显。

　　从产业种类看，集中于高技术制造业，截至8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43%，高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31%，高技术制造业成为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

　　从具体项目看，欧洲企业巨头纷纷增加在华投资项目：7月26日，空中客车公司飞机全生命周期服务项目在成都双流正式动工，这是空中客车公司在欧洲之外布局的首个飞机全生命周期服务项目；9月6日，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首套装置在广东正式投产，此项目是中国重化工领域首个外商独资项目，也是巴斯夫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9月，宝马集团宣布向宁德时代和亿纬锂能授予价值超过百亿欧元的电芯生产需求合同；奥迪公司在中国长春投资建设其第一家纯电动汽车生产基地，计划进军中高端电动车市场。此外如英力士、壳牌、道尔达、科思创等企业也都在近期在华投资、建厂。

　　综合来看，伴随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快速增长，外资结构上也得到了持续优化，其中高技术产业使用外资表现尤为突出，吸引欧洲高端制造企业落户我国中西部的条件逐渐成熟。

　　二、 充分利用本次欧洲产业转移契机的建议

　　(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高水平对外开放。一是要在经贸规则、要素市场等各个方面与国际接轨，加速对接、融入和参与各领域最新国际规则的制定，尤其在新能源、气候、ESG等可持续发展领域，不断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二是要充分发挥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难以替代的作用，积极释放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齐全的产业链配套、完善的基础设施、稳定的政治局势等优势，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畅通产业链循环；三是要通过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国内通过补贴、减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改善产业尤其是高精尖产业营商环境，持续推出引进人才、便利研发、支持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政策，优化外资促进和服务，主动寻求全球优秀企业扩大对华投资，积极引导外商投资方向。

　　(二)利用好国际交流、国际合作、国际订单，服务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广泛开展国际交流，统筹构建以政府智库为主干，高校研究院、企业智库、咨询机构等为枝叶的智库大联盟，对外开展多名义、宽范围的学术交流，对内夯实企业创新、资政谏言的坚实支柱。二是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争取构建合作研究为主、合作生产为辅的国际合作格局，加大力度建设一流人才环境、研究环境，合作生产要配套合作研究，合作研究成果要落地到合作生产。三是充分利用国际订单，既要利用外资也要利用“外智”，企业应主动接触、学习、借鉴、应用，相关部门要引导企业有意识、成系统地取其所长、为我所用。

　　(三)发挥中西部地区资源禀赋优势，打造新经济增长点。一方面应因地制宜、精准施法，利用好中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且质量较高和基础实施完善的优势，利用好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制造业基础坚实的优势，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高新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另一方面，对外紧盯国际需求动向、掌握企业需求痛点，对内深入考察、研究并确定代表性地区、企业，集中力量培育一批全球投资圣地、产业聚集地，推动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政策落地见效，把技术引进来、经济搞起来，将中西部地区打造成百年变局、世纪疫情下的新经济增长点。

　　(四)优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机制，进一步提高中国制造优势。一是合理引导生产性服务资源流向技术附加值更高的中间品生产环节，淘汰制造业上游落后产能，培育生产性服务资源高效利用性企业，加快培育高技术中间品生产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二是各地政府要整合生产性服务资源、统筹资源配置，对本地优质生产性服务企业、产品、方案等资源形成数字化、科学化管理，引导优质资源流向重点、新兴和关键技术生产领域；三是重视人文社科人才资源，生产性服务资源离不开高端人才智力的支持，政府部门和企业要重视在信息、法律、战略、风控等方面的人才队伍建设，助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推动我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文章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