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还不到17岁，懵懵懂懂地跟着同学们一起到舒兰县的一个生产队插队落户，从此开始了六年的知青生活。

初到农村，队里给我们准备了一些柴火烧饭，但是量不足，只能用几天，要想吃饭就得自己上山去打柴。打柴在秋天。那时，山上的柴草都长高了，田里的活也不多，队里会专门腾出十来天的时间，让大家上山去打柴草，以备下一年所需。平时，生产队安排出工很紧，没有时间上山打柴草，所以趁着这段时间，我们都是早出晚归，巴不得一天当两天用。

平时，知青们和社员一样，每天都要出工，一天差不多能挣五、六个工分。综合下来，累死累活干一天差不多是四、五角钱。不出工是不行的，会被贫下中农认为你不积极，影响以后的前途……所以，知青们虽然并不是那么看重那点工分，但还是要天天出工的。只有打柴草的这段时间才不用出工，我们那些知青们兴奋异常，差不多把这十来天砍柴日当作放长假，东溜西逛的，早把打柴草的事丢到脑后。虽然多少也去弄些回来，但不用说存够一年烧的，就连一个月都不够烧。十几天很快就过去了，农民房前屋后堆着一大垛一大垛的柴草，而我们知青小院里只是一小堆，看着都令人汗颜。

不出所料，柴草很快就要烧完了。虽然大队有规定，过了统一打柴草的时间就不允许上山砍柴了，可没柴烧也不行。所以知青是特例，特例物办，什么时候都能去。因为附近的柴草都被农民砍光了，我们只能上更高更远的山，要费更多的劲。这下，大家傻了眼，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一个个叫苦不迭。

于是，只要是能烧的，我们就会想尽办法去弄来，就连散了的尿桶也当柴烧了。最后实在没得烧了，便半夜三更去偷农民的柴草。农民心知肚明，但对知青还是比较宽容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追究。

但事情总有料想不到的时候，一连下了几天雨，半夜又起风，把厨房的屋顶掀去一大片，雨水把放在厨房里当柴火的稻草都浇个湿透。早上起来，我们不由暗暗叫苦，这顿饭该怎么做？大白天的，众目睽睽之下，想去偷柴草是没戏了，只好把那些稻草稍干点儿的，倒上油灯里的煤油点着，勉强煮起饭来。但那些稻草实在大湿了，煤油烧完后，稻草只冒烟。再添煤油，但也只是烧一会儿的火，很快又是一屋子的烟。折腾来折腾去，煤油也没有了，而锅里的饭还半生不熟。没辙了，只好将就着硬是吞下肚。

二队的知青住的是一个老祠堂，大厅左右隔了两间让知青住，中间－大片就存放些队里一时没用的东西，比如打谷机、大油筒（里面有剩余的煤油底），还有一些盖房子剩余的木料。因为平时这些东西用不上，队里也就很少来看看东西究竟少了没有。也因为只要大门一关，里面干什么谁也不知道，知青们居然打起了这些东西的主意。

开始时，知青们只是偷偷拿点，生火时把柴油浇在木柴上。到后来木柴烧完了，眼看饭要煮不成了，不知是谁突然出个主意，拿块砖头浸到柴油里，砖头吸饱柴油，放到炉上，再拿张纸引上火，果然腾腾地烧起来。一看效果不错，又添了几块吸饱柴油的砖头进去，一顿饭就煮好了。

有了这些柴油，知青们可是过了一段好日子，砖头能煮饭的事也成了一个秘而不宣的事。好景不长，本来大油桶里的柴油就不多，如此一日三餐，终于告罄。但好在还有一堆木料，也可以派上用场，都是煮饭的好材料。虽然大家也感到把这些木料当柴烧有点儿可惜，但肚子的事要紧，也就顾不上什么大材小用了。

一段时间以后，那些木料日渐减少，终于被队里发现了。队长问东四哪里去了，大家都装聋作哑，推说不知道。队长没辄，只好作罢，但以后，就再也没把能烧的东西放在祠堂里了。

岁月如梭，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知青们如今基本都已年过花甲，容颜已退，脸上写满了沧桑的皱纹，那千般风情已白了如墨青丝。曾经的那种生活，那种经历，早已铭刻在心，溶于血脉，成为今生今世永不褪色的记忆。